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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的灭亡与女真人的变迁

来源:部门 作者:文物 发布时间:2018年07月19日 浏览次数:

一、女真贵族的腐败与各族人民的反金斗争

  金亡情形有似辽朝,辽为属部女真族所灭,金则为蒙古所亡。似为外因,实是内因所致。女真贵族的腐败反映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女真贵族问鼎中原后,金熙宗时统治集团内部倾轧已趋激烈,海陵王弑熙宗登位后,杀重臣和宗室子孙150余人,形成第一个高峰。由于当时金正处于上升时期,终未引起金政权的崩溃。世宗为政,以仁易暴,与民休息,金获中兴。章宗继位,臻于鼎盛,但在宠妃李师儿、宰相胥持国及其朋党的推波助澜下,为争权又开杀戒:世宗二子永蹈、永中被杀,一批文臣武将多受牵连被诛,或“坐除名”。章宗死后,卫绍王不满李师儿干政,赐其自尽,同时将其党羽铲除。但昏庸的卫绍王又不听大臣劝阻,委军权于在章宗时已“贪愎不法”的纥石烈执中。执中获权后,即与朋党阴谋作乱,在蒙古军逼近中都时专务驰猎受责后,便与完颜丑奴等矫诏发动政变,迎立珣(宣宗),遣宦者杀卫绍王,又有一批朝臣遭杀戮。宣宗即位,授执中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等官爵。时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与蒙古兵屡战不利,怕执中以军法诛已,遂率军入中都,围执中宅,杀之。宣宗无奈,不仅赦其罪,还授以左副元帅。高琪为相后,结党营私,与高汝砺相唱和,附己者用之,不附己斥之,并置之死地而后快。后宣宗虽将其诛戮,也认识到“坏天下者,高琪、彖多也”,但他已无法改变权臣的专横局面,对镇守一方的武将拥兵自重,随便诋毁宰执,戏弄朝臣,击杀无辜,听之任之。1233年(金天兴二年)初,在蒙古、宋联合攻金的形势下,又发生留守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杀参知政事完颜奴申等之乱;同时蒲察官奴又发动政变,囚哀宗守绪,杀朝臣尚书左丞李蹊以下300余人,军将、禁卫、民众3000人。后崔立等虽为李琦、李伯渊所杀,官奴及其党羽亦伏诛,但大金在互相残杀中,至此元气已丧尽。

  第二,吏治乱章,弊端百出。金世宗以后,由于升平日久,入仕途径增多,吏治之弊逐渐严重。金章宗虽作过整顿,但收效甚微,末年因“泰和用兵,郡县多故”,吏治更趋腐败。宣宗南渡后,吏治更乱。首先官吏与日俱增。

  1193年(金明昌四年)在仕官员11499人,1201年(金泰和元年)增至37000余员,5年后的泰和七年达47000多人,“三倍世宗之时”。章宗以后,金廷多故,统治区域逐渐缩小,官吏总数已无从查考,但从1214年(金贞祐二年)宣宗“诏许诸人纳粟买官”,1232年(金天兴元年)哀宗下诏“卖官,及许买进士第”看,金末官多的情况更趋严重。其次,新增官员,非贤能之材,政事所需。章宗朝太府监孙复言,泰和元年的37000多在仕官员中,以“门荫补叙”者居三分之二。这样入仕的官员,大多当然不可能为朝廷和百姓办事,他们对公事“弛慢,迁延苟简,习以成弊,职官多以吉善求名,计得自安”。更有甚者,“贪黩相尚”,利用职权“贪暴不法”。再者,最高统治者亦不尽心政务。如史称有“励精图治之志”的宣宗,南迁后要工部为其特制鞠杖,在开封购白牯(白公牛)取皮治杖,时术虎筠寿为器物局直长,知后将家中所有鞠杖以进,并谏:“中都食尽,远弃庙社,陛下当坐薪悬胆之日,奈何以毬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对此忠良之言,宣宗听之不悦,“掷仗笼中”,次日出筠寿为桥西提控。官吏和君主的弄权不法,加深了衰落中女真贵族与各族人民的矛盾。   第三,不惜民力,挥霍无度。女真贵族侈靡之风在章宗时已相当严重。金末女真贵族不惜民力国财的腐败情况,此举两例:一是1228年(正大五年),为增筑归德行枢密院,仅用工,拟数百万;二是内族完颜白撒,为金末帝承麟之兄,1228年哀宗命为尚书右丞,旋又拜平章政事,在金国危亡之时,“起第于汴之西城,规模拟宫掖,婢妾百数,皆衣金缕,奴隶月廪与列将等,犹以为未足也”。   女真贵族的腐败,给各族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他们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和贪欲,便加紧对人民的掠夺。如刘从益在金末任叶县令时,该县户口比前减少三分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可是原定每年的7万石税赋要百姓如数缴纳。又如宣宗南迁时,河北的官吏竟对避兵乱南逃的百姓,需给钱财后,“始听民渡河”。金在后期,“括粟、阑,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予借数年,或欲得钞则预卖下年差科”。繁重的赋敛,加上严酷的兵役、徭役,逼得百姓起而反抗,以求生存。消极的反抗是“率弃庐田,相继亡去”。更多的百姓则拿起武器,为推翻腐朽的女真贵族统治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

  各民族人民反对女真贵族统治的起义,自金主宰中原后此伏彼起,始终没有停止过。前期对女真贵族统治造成最严重威胁的,是前述撒八、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大起义;后期声势空前、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是红袄军。红袄军是益都杨安儿、潍州李全、泰安刘二祖等领导的多支起义军的总称。它以山东青、潍、莱三州为中心,活动地区除山东外,还包括河北省中、西部及河南、江苏两省的一部分地区,坚持斗争长达50余年(约从12051262年)。由于红袄军起义发生在北有蒙古军相继南下,西有西夏屡与金交兵,南有南宋与金的兵端再起,故红袄军波澜壮阔的反金武装斗争,极大地削弱了金抵抗蒙古入犯的力量,加速了金王朝的灭亡。此外,在宣宗南迁时有乣军之变,在山西有西京军民变,在陕西有木波“犯洮州”,在南阳有布陈谋反,在东北有1212年(崇庆元年)契丹人耶律留哥和1215年(贞祐三年)女真人蒲鲜万奴叛金自立。起义和反金活动,严重地打击了女真贵族的统治,使蒙古军能迅速占领东北地区。其中,耶律留哥反金后,数月间众至10余万,“营帐百里,威震辽东”。次年,留哥称王,建立大辽国,改元元统。后留哥逃附蒙古,起义军群众于1216年推耶厮不为帝,改元天威。不久,留哥引蒙古兵进入东北地区,于1219年“定之”。蒲鲜万奴本为金辽东宣抚使,1215年奉命领兵40余万镇压留哥起义军,败回东京(今辽阳市)后,于是年叛金自立,建大真国,改元天泰,称天王。附近路、州民及猛安谋克人,皆附之。次年,降于蒙古。后虽叛蒙古自立,改称东夏国,但因力薄势孤,元太宗窝阔台于1233年发兵攻之,万奴被擒,东夏亡。东夏辖地东滨日本海,西至今张广才岭,北抵东北流松花江,南约达今朝鲜咸镜南道。

二、金朝灭亡后的女真人

  威震遐迩的女真人,金亡后可谓销声匿迹,大非昔比,此就其去向,作些交代。

  金代女真总人数,只1183年(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布过一次,其时猛安谋克及都宗室将军司,凡615794户,4813651口。按猛安谋克分布情况推算,迁居中原地区的大约200万人,徙住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40余万人,留居东北地区的约有200多万人。从1183年到1234年金亡,历50年,自然繁殖似大于上述所举。但金自泰和年间(12011208)以后,用兵日多,如果扣除自然死亡和战争中的伤亡,金亡时的女真人数与大定年间的统计数,相差当不会大大。

  居住中原地区的200万女真人,遍布北方各省,但主要分布在中都(今北京市)、河北、山东、河南各省。宣宗从中都南迁时,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故金末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是女真人最集中的聚居区,中原地区女真人的去向有二:其一,不少死于战乱。除了金末与蒙古、西夏、南宋交战中死亡的外,为起义军杀死的也不少。活动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数十万红袄军,“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其二,极大多数与汉族融合。分三种情况:一是大多数女真人迁居中原后,与汉族错居杂处,习汉语,穿汉服,改汉姓,着籍汉地,金亡后成了汉族的成员。《元史》列传中写明为女真人的11位,像高闹儿、赵良弼、李庭、刘国杰,仅从姓名上已无法分辨他们不是汉人。其中的李庭,本姓蒲察氏,金末迁中原,改姓李氏,“家于济阴,后徒寿光”。金末迁居中原者尚且如此,在金世宗以前大批徙居中原的女真人,世代繁衍,在元朝明确规定“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的政策下,他们在元代大多成了汉人,应是历史事实。女真人改用汉姓:完颜曰王、曰陈,乌古论曰商,纥石烈曰高、曰卢,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斡勒曰石,纳刺曰康,夹谷曰同,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淮曰赵,阿曲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赤盏曰张等等。二是在相互通婚中加入了汉族共同体。1191年(金明昌二年)金尚书省提出,“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章宗“从之”。1206年(泰和六年),章宗又下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在这一政策下,汉族妇女嫁女真人的有之,女真妇女嫁汉人的亦有之。前者的例子当时人说,不少生于中原的女真人,“父虽虏种(女真人),母实华人(汉人)……非复昔日女真”。后者的例子有,今北京市通县发现的一座金墓,墓主叫石宗壁,生于辽天庆四年,死于金大定十五年,明显是汉人;其妻为克石烈氏,克石烈当为女真纥石烈之异写,为女真人。这些通婚户的后裔,在金亡后成了汉族成员是毫无疑义的。三是金元鼎革之际,一些居住汉地的女真人,为避兵乱,或隐姓埋名,或弃官潜居,其后裔成了汉人。《嘉靖耀州志》中载,乌古论速可,本为耀州司侯,避元兵弃官,隐居今陕西省富平县北山谷中,子孙遂长居于此,易姓李氏,即是明证。

  原居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约40万女真人,与蒙古诸部接触较早,交往频繁,深受蒙古人的影响。特别是成吉思汗发兵攻金后,他们较早归附或在蒙古的统治下,在元朝“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的政策下,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另一些从军的女真人,降附蒙古后,跟随蒙古大军西征南下,攻城掠地,分散到南方各省。如元龙虎卫上将军贾塔刺浑所部军中,就有不少女真兵,随其西征后又渡汉江,略唐、邓、申、裕诸州,攻克徐、邳等地。又如谒只里,父辈归元太宗,本人在攻克江南各州后,因功拜浙东宣慰使,镇守绍兴。卒于任,子亦老温累迁为江东廉访使,子脱脱,为淮东宣慰使。再如完颜石柱,父拿住归元太祖,因功累迁总管八都军。袭父职后,屡建战功,升任四川西道宣慰使、总管随路八都万户、四川行省参加政事。

  1283年卒后,其弟真童袭为随路八都万户。以上例子虽为元初的情况,但跟随蒙古军到南方各省的女真上层人物及其部属,其中有不少人留住下来,后来成了汉人。

  留住东北地区的约200万女真人,据1193年(金明昌四年)统计,居上京、蒲与、速频、易懒、胡里改等路的猛安谋克民户,计176000余户,每户按5口计算,近100万人;其余100万人,分布在辽河、鸭绿江流域。他们的去向,居上京等地的近100余万人,除在蒙古兵征讨东夏国时,有小部分死于战乱外,余皆成了元开元路和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居住辽河、鸭绿江流域的100余万女真人,1216年蒲鲜万奴叛蒙古东迁女真故地时,带去数十万人,除战乱中少数死亡外,后也大多成了开元路、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辽河一带剩下的数十万女真人,在元代还以女真名称活动,其中有少数被迁移到江苏扬州、淮南芍陂屯田,到了明朝中叶,大多对汉文化已“煦濡浃深,礼乐文物彬彬然矣”,即逐渐与汉人一致,成了汉人的一部分。

  总之,金亡后的女真人,大多被同化于汉族,部分加入了蒙古族,有100万左右在元代仍保持女真旧俗,到了明代,被中原人分别称之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三、女真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均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同时在与它民族交往中又相互影响,女真文化无例外地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若作大体划分,金建国前文化简朴,是其所固有的;灭辽亡宋后,落后的被淘汰了,保留下的溶进了兄弟民族文化的内容,文化空前繁荣。

  (一)语言和文字

  女真人原只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金史》中保留部分语汇。在无文字前,女真人记事、部落内传令,“刻木为契”,事急者三刻之;与邻族交往,用契丹字。建国后,阿骨打命完颜希尹“撰本国字”,希尹乃依汉文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族语制女真字,1119年(金天辅三年)字成颁行。以后熙宗又采用汉字和契丹字偏旁制女真字,于1138年(金天眷元年)颁行,1145年(金皇统五年)与希尹所制字并行。前者称大字,后者称小字。小字通行较广。女真字颁行后,汉字、契丹字仍同时使用。

  1192年(金明昌二年十二月)章宗诏罢行契丹字。金廷为推行女真字,初在京师设有专人传授的学校,生员由各路选送。世宗时,又以女真字译“经书”,选诸路贵族子弟习之。

  1173年(金大定十三年)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为金王朝培养有用人才。金亡后,女真字沿用到明代。

  

  (二)居室与饮食

  早期的居室,是地穴或半地穴式的;至献祖绥可时,“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但直到金建国时,屋高一般只数尺,顶覆以木板或榨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也以木为之,门皆东向。室内环屋作土床(坑),下可烧火取暖,寝、食皆在其上。世祖劾里钵时已出现酒楼,但从阿骨打称帝初还居“冬暖夏凉”的屋子看,当时阁楼建筑尚极简陋。迁居辽东和中原地区后的女真人居室,与北方汉人的相近。女真人早期的饮食,在绥可以前,主要以飞禽走兽为食物之源。农业虽早已出现,但直至金初马扩所见,其地不种谷麦,只种稗子。一般平民的饭菜,“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阿骨打等贵族所食,亦只是稗子饭,“列以蛮韭、野蒜、长瓜”,只是多一些猪、羊、鸡、鹿、兔等肉类。食肉或燔,或烹、或生脔,“各取佩刀脔切荐饭”。还有一种独特的肉菜糜粥,作法是,“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女真人皆喜饮酒,以醉为快;然醉则必缚之俟其醒,否则乱杀人。酒以糜酿之。饮食用具皆以木为之,有盆、碗、构等。饮酒用一木构“自上而下,循环酌之”。从1125年许亢宗在咸州已见有馒头、炊饼、白熟胡饼之类;在会宁参加御宴,金主座前,“施朱漆、银装、金几案。果楪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看,建国后女真的饮食逐渐与汉人接近。

  (三)服装与发式

  女真人的服装,原秋冬皆以皮作衣裤,春夏以麻布为之。衣尚白,左衽。富人春夏以红丝绵紬为衫裳(间亦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贫人春夏以麻布作衣裤,秋冬以牛、马、 猪、羊、猫、犬等皮为衫,裤、袜亦皆以皮为之。妇女穿“大袄子”的无领上衣,状如中原男子道服;下衣曰锦裙,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锈帛,以单裙笼之。入居中原后,猛安谋克户渐穿汉服,女真贵族也学着汉族统治者衣以颜色分等级,有朝服、常服之分,所异的只是左衽。发式,男子剃去头顶前发,留颅后发,编辫垂肩,系以色丝;妇女则辫发盘髻,灭辽克宋后裹逍遥巾,或裹头巾,各随所好。

  (四)婚姻与丧葬

  女真人早已进入一夫一妻制阶段,但还存在一夫多妻、“同姓不婚”的氏族外婚制,是其婚制的原则。缔结婚姻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父母包办的指定婚和指腹婚,指腹婚一经缔结,“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改变。二是一般平民流行女子到了结婚年龄到路上唱歌自择丈夫,歌词内容包括介绍“家世、妇工、容色以申求侣之意”。未婚欲娶者听后即向她求婚,得到同意后即携之而归,然后备礼物带着女子同到女家告其父母。此外,还有抢劫婚和买卖婚,买卖婚男方多为富人,“以牛马为币”。亦存在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的“妻母报嫂”收继婚。 金建国后,婚俗变化较大,主要为:与渤海、契丹、汉人通婚,并为金王朝倡行:“妻母报嫂”收继婚到金世宗时已不严格实行;抢婚已演变为只在一年一次的“纵偷”日中有反映。女真人早期的丧葬,是无棺椁的土葬,但已出现富人死后“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的殉葬。流行亲友奔丧以刃剺额血泪交下的“送血泪”和将祭祀之物尽焚之的“烧饭”风俗。从考古发现看,死者皆有棺,或有棺有椁,贵族有石室墓,墓前有石碑、石人、石虎、石羊;火葬已不限于殉葬的奴婢和马,贵族死后也实行火葬;送血泪的习俗已停止。

  (五)节庆与拜礼

  女真人原不知纪年,计岁数以“草一青为一岁”,人皆不知生辰,连粘罕(宗翰)、悟室等人直到建国后,才自择戾辰,以正旦或元夕、上已等节日为其生日。后“渐染华风”,遂有了正旦、上元、上巳、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等节日。元旦、上元、端午、重阳为其所重,尤重端午。元旦行拜日礼,后三个节日行拜天礼,端午拜天后还举行射柳、击毯之戏。女真人见长者及君主有其独特的拜礼:先袖手微俯身,稍退身,跪左膝,蹲右膝,左右摇肘,摇袖下拂膝,上至肩,如是者四跪,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拜礼。直到金后期还规定,女真官员除穿公服者行汉拜礼外,穿便服者仍行此礼。   (六)信仰与宗教

  女真人崇信天地万物有灵,相信它们能给人以祸福,亦能知人祸福。又与东北其它古代民族一样,最崇敬天,认为天神主宰一切,战争胜负,各种自然征兆均是天意。故出征和元旦等主要节日,均祭天或拜日。拜天仪为:“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金主则在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女真人的多神崇拜,导致了沟通人与神鬼之间使者萨满(亦作珊蛮,即巫者)的出现。早在昭祖石鲁时,因久无子,往“能道神语”的萨满处祈祷。萨满为人治病,为人复仇。在渤海、契丹和汉人的影响下,佛教、道教相继传入。金初已“奉佛尤谨”,道教约在女真入主中原前后始有之。但至金末仍信仰萨满教,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女真人。  

 (七)艺术与体育

  女真人好歌善舞,择偶、宴饮,且歌且舞。歌舞古朴粗犷。早期乐器只有鼓、笛,歌只有“鹧鸪之曲”。金初中原人所见女真舞蹈,舞者有十六七人,穿着“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随着金据有辽、宋之地,乐器增多,舞蹈种类日繁,并有文舞、武舞之分。金熙宗加尊号已采用宋乐,宫廷有雅乐、渤海乐、“本国旧音”等。到金世宗时,“宴饮音乐,皆习汉风”。世宗曾力图恢复女真歌舞旧俗。经过“日修月茸”,至金章宗时金石之乐已“粲然大备”。女真人的体育均与习武有关,因为他本是一个狩猎民族,又以骑射得天下。项目主要有角力(角抵)、击球(击鞠)、射柳。角力(类似今日摔跤),阿骨打时屡行此戏,1193年(金明昌四年)禁民间行之。击球、射柳本为辽俗,但女真人“尚之”,尤以击球,上自君主、军将,下至民间,皆喜好之,至金末仍盛行不衰。击球众分两队,皆乘马,手持数尺长的鞠杖,共击一状如拳的毬,以击入板门孔囊中者为胜(或说只一板门,或说两端各立一个)。射柳则为:在毯场插柳两行,参射者以尊卑为序,各以帕系一柳枝上,于离地数寸处削去青皮为的;每射,擂鼓助兴,以一骑为前导,射者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断去青皮处并以手拾之而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拾之者次之,断未去皮处或中而不断与不能中青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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