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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与考古

来源:部门 作者:郭殿勇 发布时间:2018年07月19日 浏览次数:

        郭殿勇,男,汉族,19523月出生,内蒙古人。1985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现为内蒙古博物馆副研究员,四川省侨光东方文化科技研究院研究员。从事文物与博物馆工作二十余年,在中国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学术或一般性文章40余篇。

  内蒙古境内分布的古代城址,总计约有500余座,上迄战国时期下至明清时代,居全国各省前列,其中已断代考定的城名147座。


  战国时期:赵国云中郡、九原城、延陵县城、燕国右北平郡治平刚城、廷陵县城。


  秦代:云中郡城、九原郡城、上郡所属广衍县城。


  汉代:云中郡、沙陵县城、沙南县城、桢陵县城、阳寿县城、北舆县城、阳原县城、武泉县城;五原郡、临沃县城;定襄郡治所成乐城、桐过县城、武皋县城、骆县城、安陶县城、武城县城、定襄县城;朔方郡治所三封县城、临戍县城、窳浑县城、朔方县城;西河郡城、富昌县城、美稷县城、广衍县城;雁门郡所属参合县城、沃阳县城;右北平郡治所平刚县城、廷陵县城。


  北魏时期:盛乐城、云中镇城、沃野镇城、怀朔镇城、武川镇城、抚冥镇城、柔玄镇城、白道城。


  隋代:长泽县;榆林郡治所胜州城、富昌县城、金河县城;五原郡治所丰州城。


  唐代:振武节度使与单于都护府城、东受降城、胜州城、河滨县城、长泽县城、白池县城、新宥城、天德军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兰池都督府城、饶乐都督府城。


  辽代:上京临潢府城、中京大定府城、龙化州城、永州城、仪坤州城、恩州城、高州城、武安州城、松山州城、丰州城、云内州城、宁边州城、东胜州城、春州城、韩州城、头下州城、澄州城、松山州城、豫州城、宁州城、灵安州城、于越王城、奉陵邑中祖州城、怀州城、庆州城、通化州城、静州城。


  宋代:丰州城。


  西夏:黑水城、黑山镇城、白马强城。


  金代:北京路城、松山县城、武平城、三韩县城;临潢府路城、长泰县城、庆州城;丰州城、云内州城、东胜州城、宁边州城、净州城、桓州城、新桓州城;集宁县城、威宁县城;振武镇城;宣宁县城、天成县城。


  元代:上都城、成吉思汗母和其幼弟在封地筑城、成吉思汗二弟在封地筑城、 黑水新城、砂井总管府城、集宁路城、净州路城、弘吉刺部筑城、应昌路城、金宁路城、宁昌路城、桓州城、松州城、威宁县城、宣宁县城、平地县城、丰州城、云内州城、东胜州城、红城屯田所、大宁路城、武平县城、高州城、兀刺海路城、亦集乃路城。


  明代:大宁都司治所大宁卫城、全宁卫城、新城卫城、开平卫城、东胜卫城、镇虏卫城、玉林卫城、云州卫城、宣宁卫城、福化城、归化城。


  内蒙古地区历代兴筑的城郭中,就当时营建制度和技术而言,是较为先进的,其中大多数已沦为废墟,仅留下遗迹供后人凭吊和研究,只有清代兴建的城郭至今仍沿用,但经过多年的变迁与大规模的改造,早已面目全非。

  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长城遗迹,在内蒙古地区分布的最多,总长度约占全国长城遗迹的三分之一。 
战国时期,魏、秦、赵、燕等国都曾在今内蒙古地区修筑长城。魏国防御秦国在黄河之西兴筑了河西长城,总长约600余公里,现内蒙古地区保存的遗迹,仅在准格尔旗境内发现一段残迹,东距黄河约20公里。秦国并魏国上郡十五城后,兴筑长城约1100余公里,起自甘肃临洮,经陕西吴旗、横山县境,入准格尔旗西,北伸至十二连城。赵国防御匈奴南下,兴筑赵北长城,起自河北蔚县,沿洋河入内蒙古境,至乌拉特前旗乌拉山南麓止。燕国势力扩抵燕山北后,防御东胡人南下,兴筑燕北长城,自河北省康保县境起,东伸内蒙古正蓝旗一线,又经河北围场,入赤峰市区北,穿敖汉旗进辽宁省境。


  秦统一六国,在燕、赵长城的基础上兴筑了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在内蒙古地区的秦长城,自鄂尔多斯高原西部伸入,经乌海市,越黄河,入狼山南麓,经乌拉特前旗入固阳县境,经武川县南折入呼和浩特市北郊,再东伸入卓资县,经河北围场,入赤峰市南,一直延伸至辽宁省境内。


  汉代沿用秦长城并加固改造。内蒙古境内可见汉代境筑的长城三段。(1)乌拉山南麓起至包头市昆都仑沟口,西至乌拉持前旗西山嘴卧羊台。(2)阴山和贺兰山以北的荒漠筑长城两条,其相距550公里,南长城东起武川县,经固阳县,乌拉特后旗,伸入蒙古国境内;北长城东起固阳县境,经达茂旗、乌拉特后旗,穿越蒙古国境内,呈西南走向,与额济纳旗境内的汉长城相接。


  金代兴筑防御蒙古的堑壕,因宛似城墙的长堤,故有人称为金长城或金界壕。金堑壕除部分伸入蒙古国外,在中国境内的全兴筑在内蒙古东部和北部,总长度约15000公里,是我国最长的长城遗迹。现确定有3条主线,是先后3次兴建和政权南移而形成的。


  明代兴筑的长城,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中部,有主边和次边两条。主边又称头道边,其遗迹基本分布在内蒙古与山西两省区的分界线上,总长约480公里;次边又称二道边,保存情况较差,现今地表仅见断续绵延的遗迹。

  内蒙古地区历年来清理发掘的古代墓葬数以千计,其中包括抢救性清理发掘、配合生产建设清理发掘和主动发掘三种方式。发现、发掘的古代墓葬中,有属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等原始文化,其性质与文化内涵都与原始文化类型一起记述研究。这里着重介绍战国时期至元代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情况。


  战国时期的华夏人(汉族前称)墓葬 在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的该时期城址附近都有发现,其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的燕国墓葬无显著差异,随葬器物以鼎、豆、壶或鼎、盆、壶等陶器组合为主要特征。


  秦代的秦人墓葬 主要在今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广衍县城址附近发掘的14座墓葬,其中10座为屈肢葬,随葬品小口陶瓮、罐形陶釜、双耳铜釜及罐、壶、甑、盒等陶器,都与关中地区秦墓的基本特征相同。同时在包头、托克托县等地也有类似秦墓发现。


  汉代古城附近的汉人墓葬不可胜计,其中大多数是西汉时期的,少数属于东汉时期。墓葬有积石积炭木椁墓、木椁墓、多室砖墓、单室砖墓、竖穴土坑墓等多种形制,其中大墓的封土至今仍高达数米(大多数古代时就遭盗掘)。重要的壁画墓有托克托县古城村西汉闵氏壁画墓、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和包头市召湾多室砖墓。


  战国至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墓葬 在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都有发现。重要的有和林格尔范家窑子、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准格尔旗速机沟、杭锦旗桃红巴拉、杭锦旗阿鲁柴登、准格尔旗玉隆太和西沟畔、乌拉特中旗呼鲁斯太、凉城县毛庆沟和崞县窑子等地。这些墓葬都有殉牲的葬俗,随葬品都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但由于时代早晚和部族、民族的差异,其间存在不少的差别与不同。


  鲜卑族的墓葬 鲜卑族是继匈奴后在内蒙古高原上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早期的墓葬有察右后旗二兰虎沟、托克托县皮条沟、呼伦湖畔扎赉诺尔、陈巴尔虎旗完工等地。这些墓葬是研究拓跋鲜卑南迁路线和鲜卑文化发展规律的珍贵资料。拓跋鲜卑族建立北魏王朝后,有呼和浩特市郊美岱村南宝贝梁、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和添密梁、和林格尔县另皮窑子、呼和浩特市大学路等地,这些墓葬中的随葬品大多数是具有明显特征的鲜卑族文物,也有少数属于汉族或其他民族的文物。北朝时代东部鲜卑文化遗存,主要发现在通辽市科右后旗茂道吐苏木舍根村,其墓制及其殉葬品具明显的东部鲜卑文化特征,并广泛分布于通辽市和赤峰地区。


  唐代的北方游牧民族墓葬 目前仍处于初步认识和探索阶段,从内蒙古通辽市地区出土的许多篦纹陶遗存看,器形不同于辽代的篦纹陶器,而是承袭了东部鲜卑印纹陶器的一些特征,因此成为探索早期契丹文化的线索。主要墓葬发现于科左后旗呼斯淖、通辽市乌斯图、扎鲁特旗乌根塔拉和荷叶哈达等地。 
辽代墓葬数量众多,发掘清理的数以百计,出土各类文物数以万计。依民族而论,包括契丹族和汉族两大系列,也有一些族属不明的墓葬。契丹人墓葬分为皇陵墓、大贵族墓、一般贵族墓和平民墓等类,这些墓葬在选址、墓向、结构、墓园、墓仪和尸体下葬、葬具、葬式及其随葬品、墓志等方面,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其中皇帝陵墓有巴林右旗辽庆陵之东陵。大贵族墓葬具明确纪年的有:赤峰大营子驸马赠卫国王墓、奈曼旗青龙山陈国公主与附马合葬墓、阿鲁科尔沁旗乌苏伊肯北大王墓和裂缝山耶律羽之及其家族墓地及东北山谷内耶律阿里墓、翁牛特旗山嘴子耶律氏墓、宁城县头道营子乡萧永子孙墓、巴林右旗床金沟辽怀陵、陵区两座大贵族墓。


  辽代的汉族墓葬 亦可分为贵族官员墓、平民百姓墓及僧侣墓等类。一般葬俗、葬制、葬殉品等习俗与契丹人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且汉族墓内往往有墓志或是在葬具上铭刻、墨书题记,铭记死者姓氏及埋葬时间。贵族官员墓主要有:宁城县石桥子村李知顺墓、一肯中乡保安军节度使邓中举墓、周仗子中京少尹尚暐墓、步登皋村左班殿直夏蕴石棺等。平民墓多发现在宁城辽中京城址附近,往往随葬有陶质明器诸如锅、刀、铛、鏊、剪、水井、灶、水斗等多种。


  汪古部的墓葬 汪古部世居阴山地带,崛起于金代,自蒙古成吉思汗与其部落长阿刺兀思剔吉忽里联姻后,便成为蒙古汗国的主要支柱。在阴山以北汪古部封地内发现的古墓葬,其中有的可能是金代的,更早者到唐代末年,而大量的是元代的。从墓葬的随葬品种类、数量等方面看,既有汪古部上层人物的墓,也有一般平民墓;既有景教徒墓园,也有其他信仰者墓地。主要有达茂旗白彦敖包苏木毕其格图好来、鄂伦斯木古城东北、木胡儿索卜尔嘎古城附近,四子王旗王墓梁景教徒墓园(21座墓)。
元代蒙古贵族的墓葬发现甚少,仅一例,为镶黄旗宝格都勿拉苏木哈沙图嘎查,出土物品有金、铜器及各类丝织品。按元代风俗皇帝及蒙古宗室大贵族及宗室大贵族们每年在都城外设坛祭祀,正兰蓝羊群庙现存祭祀遗址一处。


  元代汉族官僚地主的墓葬以砖室墓为主,以埋葬尸体或火葬骨灰的方式都有,而前者多于后者,随葬品都不多。富贵者的墓室内绘有壁画,如赤峰市三眼井、元宝山壁画墓、凉城县后德胜村壁画墓。一般庶民百姓的葬式也分两种,埋葬尸体或火葬骨灰,但墓室的大小程度均小于贵族。在正蓝旗元上都的砧子山周围,分布有数百座元代坟茔,以贫富贵贱的不同,坟茔大小也不等,这就是所称的元代汉族丛葬区。 
元代景教徒的墓地除在汪古部封地内大量发现外,在清水河县土沟子、多伦县干泡子、赤峰市郊城子乡元代松州城北都有其遗迹。


  元代伊斯兰教墓葬遗址及遗物有,额济纳旗黑城元亦隽乃路城址外,西南角经数百年风沙侵蚀今穆斯林墓地上的拱北依然屹立,其附近有200余座信徒墓葬;宁城县大明城元大宁路城西北,也发现有其教墓地用的墓顶石等遗物。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古代手工业品数量很多,包括范围很广,有各种金属的冶炼铸造、各种纤维的纺织加工、各种非金属矿物加工、各种木料的加工、陶、瓷器物的制造,以及各品种动物骨、皮的加工等等,而各品种中,都有一些工艺技术精湛和艺术价值很高的产品。 在众多的古代手工业品中,金银器、青铜器、丝织品和玉器则是主要集中研究的对象。


  金银器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金银器,时代最早的是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内出土的金耳环。春秋战国时期所发现的金银器虽然不多,但因其纹饰、式样、文字等方面的不同,可断定为这一时期的器物包括着两种文化因素,即固有因素和外来因素。一般而言,凡有动物纹饰或动物形的金、银、铜、铁等制品,都被认定为当地土著民族所生产,而錾刻有华夏人创造和使用的文字的器物,则是外部传入。如准格尔旗西沟畔墓葬出土的2件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均在背面錾刻有文字,说明其重量或饰牌内容;同墓出土的7件银节约,均在背面錾刻了说明重量的文字。但因金饰牌、银节约所錾刻文字形体的不同,推测是两个国家所造,显然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实际意义。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鲜卑族文化遗存中的金银器物,有很多是属于东汉时期的。诸如察右后旗三道湾墓葬中出土的双马纹金饰牌、马纹金饰牌、三鹿纹金饰牌、双鹿纹金饰牌、骆驼形金饰牌、带钩、耳坠、花饰、片饰、泡饰等、这些金饰件上所见的马、鹿、骆驼等动物形象,在同一墓地的铜饰件及同一时期的其他墓内的土铜饰件上都有,而有的饰牌形制相同,只是质地不同而已,有些学者认为此类属于鲜卑族的传统爱好,是草原游牧民族习见的动物,具有较强的写实意义,为土著文化的产物。西晋到北魏时期的鲜卑族文物中最值得提及的有:凉城县小坎子滩沙虎子沟发现的一批窖藏金银器内有"晋鲜卑归义候"金印、"晋乌丸归义候"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动物形金饰牌和金戒指等物。其中一件四兽形金饰牌背面錾刻有"猗迤金"字样,从而得知这些金银器的主人是拓跋鲜卑部首领猗也,而金银印则是西晋王朝赐封鲜卑、乌丸首领的标志。同时出土的"似马非马、其声类牛"的神异动物形金饰牌,则与鲜卑人崇奉、信仰有关。以神异动物造型的金银器到北魏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出现了与前完全相异的另一种神兽形象。土默特左旗讨合气村的一座墓内出土金带饰10件,其中马蹄形金带跨上的神鲁纹"虎头、鸟喙、豹身、羊角、生翼"。和林格尔县另皮窑村一座墓内,出土有金碗、金带跨等物,金带跨饰以野猪纹。达茂旗前河村发现的窖藏有鹿角枝状金饰4件和龙形金、银带各一,其中鹿角枝状金饰,底托分别为不同的鹿类头形,鹿角枝上分悬桃形金叶一片,每种一对;龙形金、银带是用细金、银丝编成,犹如鱼鳞片相叠,扭曲自如。


  内蒙古地区发现唐代的金银器数量不多,但均为精品。有喀喇沁旗锦山镇哈达沟门的金花银盘、圆罐、双鱼形壶计6件,其上均錾刻了花卉和动物等纹饰;敖汉旗李家营子1号墓内发现的5件银器,其中波斯萨珊朝带柄银壶(胡瓶)、折肩银罐、猞猁纹圆盘、椭圆形杯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实物对象;赤峰市郊城子乡出土的鱼龙提壶(2件)、仿皮囊壶3件银器,2艺甚为精湛,造型特殊,光彩夺目,是十分难得的艺术珍品。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辽代金银器数量较多,其中有明确纪年影响较大的墓葬三起,这些纪年墓出土的金银器便成为推定其他无纪年铭文金银器年代的重量依据或佐证。阿鲁科尔沁旗裂缝山耶律羽之墓(葬于会同四年即公元941年)出土的金银器有:五瓣花形金杯、圆口花瓣腹金杯、盾形嵌玉金戒指、盾形缠枝纹金戒指、椭圆形缠枝纹金戒指、龙首形金镯、摩羯形嵌松石金耳坠、管状金坠、镂空金球、金花银"万岁台"砚盒、金花银渣斗、金花银碗、金花银粉盒、金花银簪、鎏金花银把杯、鎏金錾花银盒、鎏金錾花银盘、鎏金錾花银罐、匜形银器、银勺等。其中鎏金錾花银器与丰镇市永善庄郭三号村墓出土的金花银盘,造型与纹绵相同,可知其墓葬同属辽代早期的太宗年间。赤峰市大营子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有鎏金马鞍具八徂229件和金蹀躞带等物(葬于应历九年公元959年),其中金蹀躞带与敖汉旗李家营子2号墓中出土的金带跨型制相近,可知同为辽代早期。奈曼旗青龙山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葬于开泰峰公元1018年),发现了大量金银器,其用金量约1700余克,用银量约10000余克。其中一部分为做工精细,造型考究的生活用品诸如金盒、金荷色、金针筒、银盒、银盏托、金花银马鞍饰、银马络、银带扣、银带箍、银胸带、银鞧带、银鞍韂等,有很大一部分是专为随葬而特制的明器,它们是金面具、银丝网络、金花银枕、金花银靴、鎏金银冠,以及用银片替代皮革制成的蹀躞带等等。辽代末年战乱之际,在契丹贵族阶层出现了秘藏(窖藏)现象,巴林右旗白音汉苏木窖藏的一批金银器,当属此类情况。


  青铜器 在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的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有着种类繁多、形制各异而庞杂的青铜器,对这些器物的名称、用途、纹饰、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不仅是研究某一考古文化的内涵和分期的基本手段,也是深入研究各种考古学文化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影响等关系所必需的基础。 
以动物纹为装饰特征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按其用途可分为兵器和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车马具四大类。兵器和工具类包括短剑、铜刀、铜斧、铜凿、鹤嘴斧、棍棒头、铜锥、铜戈、铜矛、铜镞等;装饰品种类众多,造型多样主要有头饰、项饰、腰带饰、佩饰四种;生活用具类包括铜镜、铜匙、铜鳆等;车马具类的出现,标志着草原游牧业向高一阶段发展的开始, 在青铜器中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目前发现研究的包括马街、马镳、马面饰、节约等种马具和轴头、辕饰、竿头、车铃等种车具。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虽然历年来都有发现,但大都系零散征集品,见于出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墓葬的有:杭锦旗桃红巴拉、阿鲁柴登,伊金霍洛旗公苏壕,准格尔旗西沟畔、速机沟、瓦尔吐沟玉隆太,东胜县补洞沟,凉城县毛庆沟,乌拉特中旗呼鲁斯太、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等地。  


  以当地居住民族为主,也有不少同邻地区各民族产品的内蒙古东南部青铜器文化,同样也是区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环节。这片区域内发现的青铜器精品有:赤峰市郊大西牛波罗村出土的商代铜演,克什克腾旗天宝同村出土的商代弦纹铜演,翁牛特旗肆放营子乡头牌营子村出土的商代弦纹鼎、饕餮纹鼎和演,宁城县南山根出土的阴阳青铜短剑、双联鞘曲刃青铜剑、双耳铜鼎、铜联罐等,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出土的动物纹青铜短剑、铜簋等,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窖藏内出土的簋、簠、鳆等。其中头牌营子村出土的演,小黑石沟出土的簋,巴雅尔吐胡硕出土的簋,其上均刻有铭文。


   内蒙古地区战国、秦、汉、辽、金、元各时期,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较多,各代都不乏精品,但多属与中原地区形制相同的。主要有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出土的铜盉、康卜尔出土的铜扁壶、秦汉广衍故城墓葬出土的四系铜扁壶,杭锦旗阿门其日格出土的中阳铜漏,和林格尔出土的双耳铜釜,赤峰市猴头沟出土的"全宁路三皇庙"铜祭器,喀喇沁旗当铺地村出土的契丹字铜镜,清水河县下城湾出土的双鱼纹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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