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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鸡冠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来源:部门 作者:张松柏 发布时间:2018年07月19日 浏览次数:
   鸡冠壶之名自30年代由李文信先生命名,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多年来,考古学界对于这类最具辽瓷特色和马背民族风格的文物颇为关注,李文信先生早在50年代便将鸡冠壶的类型及演变排出了序列[1],成为当时辽代墓葬断代的主要依据之一。近年来随着辽代考古的进展和大量伴有纪年墓志的鸡冠壶不断出土,使人们对鸡冠壶的认识更进一步深化,一些富有创见性的研究见解不断问世。不过在研究鸡冠壶的文章中,多是以器物类型学为依据,对鸡冠壶的类型和演变进行组合排队,对于鸡冠壶的使用功能、器形演变所涉及到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习俗以及民族心态观念所赋予的内在因素则很少论及。事实上,从鸡冠壶的产生、演变到消亡,就是一部契丹民族的历史,是物化了的契丹民族生活。因此,在器物类型学的框架上,从多种角度对鸡冠壶所涉及的文化内涵进行探索,将使这项课题的研究进入更广阔的空间,对考古学的发展也是颇为有益的。以下拟就鸡冠壶研究中所能拓展的领域进行一次肤浅的分析,以期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谬误之处,敬请专家教正。
一、鸡冠壶的起源和消亡的历史过程
   人们一般认为鸡冠壶属于契丹民族所使用的一种容器,令人奇怪的是,迄今所发现最早的鸡冠壶却出自于唐代中原地区,而且单孔式和提梁式均有出土。这类鸡冠壶可见于江苏扬州唐城[2]、南通[3]、西安唐墓[4]、西安何家村窖藏[5]、邢窑窑址[6]、赤峰松山区城子乡[7],共计7件,其中5件为瓷器,两件为银器。城子乡一件虽出土于边疆,但仍属于中原的输入品。于是有人认为鸡冠壶最初起源于唐代中原地区,辽代传入契丹并被大量仿造[8],从而成为契丹特色的用品。
   但是在研究鸡冠壶起源问题上,有一个不容忽略的现象,即唐代的鸡冠壶的外形及装饰酷似皮囊,暗示着这种容器很可能起源于皮囊壶,这就使我们将眼光投向北方草原那些以皮革制作容器的马背民族。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用品,往往取决于生存方式。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屑于定居的农耕民族,因此一切生产、生活用品也必须和定居农耕生活相适应。自新石器时代至今,汉族使用的容器多以青铜、陶、瓷等制成,器形以圆体容器为主,其他类型的容器大多属于特殊用途。圆体容器稳定性强,容积大,并且特别适合于轮制等机械制作,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唯一的缺点就是易于横向滚动而不适于乘骑携带,因此圆体容器是和定居农耕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而扁体容器容积相对较小,地面上稳定性较差,只能采取手工捏制而不能采用轮制,从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优点是便于在乘骑上捆扎固定,是一种适合于马上游牧生活使用的容器,其造型和质料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特点。基于以上分析,圆体容器和扁体容器是两种生存方式的产物,唐代鸡冠壶从外形上酷似皮囊,表明这种容器是对游牧民族皮革容器的仿制品。从鸡冠壶的使用渊源来看,在唐朝以前和以后,在中原成百上千种容器中,始终不见它的踪迹,而在辽代游牧民族中却大量涌现,更进一步证实了鸡冠壶原本就不是中原容器家族中的成员,虽然偶尔出现,最终还是因不属于中原文化范畴而被淘汰。
   以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鸡冠壶属唐代,而论证其起源于唐是不充分的。这首先是基于唐代的鸡冠壶是按皮囊壶形状仿制的,至少说明在瓷器和银器仿制鸡冠壶之前,还流传一种皮革制作的鸡冠壶,它才是鸡冠壶的真正祖型。其次由于皮革制作的鸡冠壶易于腐烂,不能长久保存,使早于瓷、银制品的皮制品不能留存下来,而使一些不腐烂的其他质地制品留存至今,给人们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觉。
   在中国北方广阔的草原上,瓷和金属容器相对缺乏,游牧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就地取材,用皮革制作容器。明朝时期,由于民族关系紧张,明政府闭关锁市[9],从而导致蒙古族以牛皮为锅煮肉。直到解放以前,蒙古族仍然使用包括皮囊壶在内的皮革容器[10]。因此皮囊壶的真正起源应是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纵观北方草原地区,由于文化渊源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各民族所使用的皮囊壶也千差万别。西部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壶多见扁壶,其外形正面浑圆,侧面竖扁,口位于上部正中,沿外缘有一周穿带。蒙古族使用的皮囊壶多为将两张皮革缝合成圆形,口部穿有皮带以便紧束,不致水外流。目前所见使用与唐代鸡冠壶形制相同的仅见于生活在赤峰地区的古代游牧民族契丹和奚族。考古发现的瓷、陶、木,桦树皮制作的鸡冠壶在契丹和奚族分布区几乎比比皆是,表明契丹很可能是发明和使用鸡冠壶的民族,只是早于唐代的皮制鸡冠壶没有留存下来。以此可以推断,单孔式和提梁式鸡冠壶的真正起源,应是公元4世纪出现在赤峰地区的契丹和奚族所发明的。
   中原地区之所以在唐代才开始出现鸡冠壶的瓷制品和银制品,似乎同唐朝的开放政策和大量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唐朝初创时期便采取博采众夷之长、为我所用的政策,为外来文化的吸收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政治环境,使外来文化影响遭布唐朝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大量的陶瓷用品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诸多因素。契丹和奚早在唐初便归属唐王朝,唐在赤峰设立了饶乐都督府和松漠都督府,并封契丹、奚首领为郡王[11]。唐和契丹、奚友好关系的确立,为唐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每年契丹王和奚王都要率庞大的贸易使团到长安朝贡,大批契丹和奚的商旅深入到幽州和营州等地从事商贸活动,一些契丹和奚人还以各种身分留居中[12],因此契丹和奚的草原文化也很可能对唐朝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来自大漠草原的马队所携带的皮革制鸡冠壶也由此引起中原人民的关注,一些陶瓷和金银器工匠用硬质材料仿制鸡冠壶是完全可能的。唐代的鸡冠壶大多数出土于扬州、南通、西安等对外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契丹等民族出入最频繁的区域。鸡冠壶能在中原流行,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它的有用性。作为马上携带的单孔式鸡冠壶也适用于中原人乘骑时所携带;而提梁式鸡冠壶则完全具备注壶功能,其性能和注壶基本相似。另外诸如何家村出土精心雕琢的鎏金舞马银壶,则可能是当作一种造型新颖的工艺品而供贵族欣赏。在松山区城子出土的鎏金银壶可能是中原工匠制作的商品而输入奚族分布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奚族具有使用鸡冠壶的历史渊源。
   公元10世纪初叶,契丹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辽朝,统治北方达200余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文化,而鸡冠壶作为辽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开始了由皮革到陶、瓷等多种质料的转变。目前辽代纪年墓中出土的鸡冠壶为葬于会同四年(941年)的耶律羽之墓。墓中 出土白釉和褐酱釉的提梁式鸡冠壶8件。这几件鸡冠壶胎质细白,釉色莹润,是精工烧制的上品,其外形除了口部下饰一周圆圈纹与邢窑出土的稍有区别外,其它均相似,非常像邢窑的产品。但墓中还出土有4件白釉或酱釉的皿棱锚,属于典型的辽代风格,表明墓中的鸡冠壶也是辽朝所辖地区烧制的,属于辽瓷系列。另外在耶律羽之墓中还出土有许多产自邢窑的瓷器,如带有“盈”字款的碗,说明邢窑和辽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有可能辽朝第一批制瓷工匠来自邢窑和受邢窑影响的定窑,从而使辽代早期的鸡冠壶带有邢窑定型产品的印记。
   辽代制瓷业始于何时,文献没有记载,有人推测早在辽太祖时期就有中原瓷工流入契丹,但是尚缺乏证据。即使有个别瓷工逃避战乱,进入契丹地区,辽代的陶瓷业也仅限于宫廷,不可能形成规模化生产。真正可以确定大批中原瓷工进入契丹地区的是在辽太宗时期。《辽史.女宗本纪》载:大同元年(947年)三月壬寅,“晋诸司僚吏、嫔御、宦侍、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表明这次辽太宗灭后晋以后,曾有目的的将大批中原典章图籍和操有各种技艺的工匠掠夺到契丹地区,分布在任丘一带的邢窑和曲阳一带的定窑工匠很可能属于掠夺的重点对象。这些来自于中原的制瓷工匠将被安排在一些瓷土产地从事制瓷业,而葬于辽会同四年(941年)的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白釉鸡冠壶和瓜棱罐很可能出自第一批来自中原的工匠之手,该墓中出土的鸡冠壶和邢窑产品相似的特征,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迁到契丹地区的邢窑工匠基本上延续唐代烧制鸡冠壶的传统,使辽代早期的鸡冠壶明显带有唐代的印迹。即使是辽代,在开始烧制瓷质鸡冠壶的同时,契丹地区也广泛使用着皮革制作的鸡冠壶,不然瓷质鸡冠壶不可能有广泛的使用市场。因此瓷质鸡冠壶的出现于辽地,倒可说是一种在特殊条件出现的文化回归现象。
   在12世纪以后,鸡冠壶作为随葬晶已较为罕见。许多学者将鸡冠壶消失的原因归结为辽朝的灭亡和游牧生产方式变为定居生活方式。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辽朝灭亡之后,契丹族主体仍在,没有任何政治意义的鸡冠壶不可能被禁止使用。事实上,直到明代灭亡之前,绝大多数契丹平民仍然以游牧为主,生活方式和契丹建国时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因此鸡冠壶作为适合于游牧生活的容器是否在生活方式没有改变的条件下真正消失是令人怀疑的。金元时期契丹人的墓葬中不再将鸡冠壶作为随葬晶,有着十分复杂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便是中原汉文化瓷器对契丹容器的冲击。契丹建国之后,来自中原地区的制瓷工匠大量制造中原式瓷器,契丹人固有的鸡冠壶被多种形制的注壶、带流瓶、罐所取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单纯依赖鸡冠壶的局面,特别是一些定居的贵族阶层。从实用角度讲,提梁式鸡冠壶显然不如汉式的注壶方便,辽代中叶以后,契丹贵族墓中大量出现汉式的各种注壶,而鸡冠壶相对减少,便印证了鸡冠壶在定居贵族阶层的衰落,同时也导致了提梁式鸡冠壶由扁体向圆体的转变,形成了大圆柄、圆筒形和圈足的注壶形式。金元时期,由于契丹贵族中间流行中原式的饮茶和饮酒习惯,中原式的小型饮具逐渐占统治地位,同时各种带系的金代瓷器也开始大量涌入,对鸡冠壶这一传统的盛装乳类液体,适合大容器饮用的传统容器造成更大的冲击,使鸡冠壶在贵族中逐渐停止使用。
   在考古发现的辽墓中,早期随葬鸡冠壶的比例较大,到了辽代中晚期,鸡冠壶随葬的比例有所减少,而汉式的容器却大量增加。这种现象同契丹民族意识减弱有一定的关连。辽朝是一个以契丹民族为主体、汉民族占多数的王朝,契丹在辽初相当长的时期里,顽强地保存着自己的民族传统,依靠增强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来维系统治,在丧葬习俗方面多以马具、鸡冠壶和兵器随葬,以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然而到了辽代中朝以后,随着辽朝封建化的进一步完善,契丹民族意识相对减弱,在丧葬习俗上则表现出文化融合和汉化程度的增强,一些汉式的容器占据主导地位,马具和鸡冠壶、兵器类的随葬晶相对减少甚或不用。辽朝灭亡之后,金朝女真文化占据统治地位,造成对契丹文化的又一次冲击,鸡冠壶作为辽文化的重要载体更加衰落,不再作为随葬晶在贵族墓中出现。
   鸡冠壶作为随葬品在金元时期的贵族墓中不再出现,并不意味着它的彻底消失。既然辽亡之后契丹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着游牧生产方式,鸡冠壶就有其实际存在价值,在新的更加适合游牧特点的器形出现之前,它就不可能被排斥不用。金元时期,广大生活在乎民阶层的牧民有可能仍然使用皮制或其他质料的鸡冠壶。但是平民墓葬随葬晶很少,不将鸡冠壶作为随葬品,而贵族墓中又没有发现鸡冠壶,从而给人们造成一种鸡冠壶消失的印象。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解放以前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使用的容器,就会发现,和鸡冠壶性质相同的水壶绝大多数都是皮革制作的,只是器形变成扁圆体,近现代远比辽代发达得多的陶瓷业都没能造成对皮囊壶的冲击,何况辽代。因此我认为鸡冠壶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是在元朝时蒙古族成为赤峰地区的主体民族以后,蒙古族使用的扁圆形皮囊壶逐渐取代了鸡冠壶,而处于少数地位的契丹也很容易接受这种同化,于是扁圆体皮囊壶随着蒙元帝国的强盛传播到整个北方草原,成为皮囊壶类容器的主流。
二、鸡冠壶的类型区分与功能分析
   早在50年代,李文信先生便对鸡冠壶进行类型学的区分,将鸡冠壶划分成五种类型,即扁身单孔式、圆身提梁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矮身提梁式,认为鸡冠壶是由一种形制演变而来的[13]。李文信先生将保存仿皮囊壶风格的多寡作为断代依据是十分可取的,但是由于双孔式和扁身环梁式鸡冠壶之间存在一些缺环,特别是将矮身提梁式列在最晚的观点,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近年来一些学者在鸡冠壶的类型研究中,又提出了许多新见解[14]。
   考古发现证明,矮身提梁式鸡冠壶尽管在辽代晚期仍然流行,但是它的早期类型可以追溯到唐代。在已发现的7件唐代鸡冠壶中,矮身提梁式竟占了5件,表明这种类型和扁身单孔式鸡冠壶同时并存,是从皮囊壶演变而来、同时发展的两个序列,而并非是扁身单孔式的变体。这种认识是基于对两种系列鸡冠壶所作的功能分析而得出的。扁身单孔式鸡冠壶的早期形态,壶体扁圆,其壶身曲度正好和马身曲度相贴靠,便于紧紧地依附于马体。位于壶上方一侧高而细的流,即使是在马上剧烈摆动时,壶内液体也不会倾洒。壶上的单孔和侧面的横穿耳,是为了提携和穿捆绳索而设计的,通过交叉捆扎可将壶体牢牢地固定在马身后侧。壶体上端的鸡冠形耳,中心为一高耸的尖脊,向下垂直,正好是圆孔,看来是专为因孔上方受力最大而加高的。壶体的流偏于一侧,呈不对称式,这种设计非常适合在马上饮用,只要一手托壶一侧,一手持缰保持身体稳定,便可以随时饮水而不误行走。到了辽代早中期,出现了双孔式鸡冠壶。有的研究者认为双孔式可能是在两孔之间系一个软质提梁,并由此发展成为扁体提梁式。通过对双孔式鸡冠壶的分析,可以看出,双孔式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其早期壶体接近单孔式。仅是在流内侧出现一小孔,如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者。其实这样细小的孔难以穿系粗皮条,它的作用很可能是专为系壶盖锁链所设计的。这种穿孔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松山区城子乡出土的银鸡冠壶流内侧,便有一个用银丝弯制的小环,以系银链和壶盖相连[15]。在何家村出土的银鸡冠壶上,在提梁和壶盖之间,也有一鎏金银链相连。在大多数早期双孔式鸡冠壶上,均有瓷制的宝塔形壶盖,推测在原来的壶体上可能有一条软质锁链,系于小孔和壶盖之间。这样,在马上饮水时,不就必担心壶盖丢落。因此双孔式鸡冠壶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形制。辽代中期以后,双孔式鸡冠壶形制有了较大的变化,壶身变成长方体,侧面由等腰三角形变成长方形,壶身近底部由扁方渐成扁圆,鸡冠形耳变成方耳。从其变化趋势分析,体态趋扁,系有利于马上贴靠固定。壶上部的两个孔变得大小相同,两孔更靠近,前孔增大,说明除了系锁链用以外还增加了固定的功能,进一步证明双孔的功能是用于捆扎和系壶盖之用,而非提梁功能。
   从有孔式鸡冠壶演变趋势来看,其形体由扁圆向扁方发展,时代越晚壶体越高,而提梁鸡冠壶却基本上趋于由扁圆向圆形发展。两者发展变化的趋势恰好相反,说明其原本就是两种不同用途的容器。提梁式鸡冠壶的早期形态和扁身单孔式相似,壶体也装饰有皮页缝合的痕迹,说明它们的祖型都是皮囊壶,是专为马上携带而设计的。但是由壶体上方加有提梁和壶形后来发展变化为圆形分析,它和扁身单孔式有着不同的用途,其早期类型很可能是一种只在马上所携带,而专门用于居地使用的容器。提梁式鸡冠壶的早期造型颇具皮囊壶特色,唐代的瓷仿制品将提梁的末端打成死结,靠近流的一端则制成环状,套在流的领部[16],表明它的仿制原型是一种革制软质提梁,后被直接仿制成瓷制品。同时也说明提梁式并不晚于扁身单孔式。扁体提梁式鸡冠壶不易于捆扎固定,同时皮制或革制提梁长时间吊于马上也容易脱落,壶体上部的提梁还导致重心前移,在马上直接饮用很不方便。但它却非常适合定居时使用。其提梁在手握时较舒适,适合与碗、杯等容器配合使用,功能基本上和注壶相似。根据以上对鸡冠壶功能的分析,我认为鸡冠壶在开始出现时就已经分成马上和定居两种系列,由于其早期类型均在马上携带,所以壶体形状相似,给人一种是由同一形制演变而来的印象。既然两种形制的鸡冠壶功能不同,那么在墓葬中就应该有所表现。在阜新海力板辽墓中曾发现两件扁身单孔式和两件扁身提梁式鸡冠壶共存的现象,也许为区别这两类不同用途的鸡冠壶的功能提供了线索。提梁式鸡冠壶在辽代中叶开始向高发展,扁身也变成了圆身,容积明显增大,壶体有的已超过70厘米,提梁也逐渐变成较细的大环手,较多地采用低温釉陶烧制。由于壶体呈圆筒形,其贴靠面变小,易于滚动,较细的壶体上的环梁很难经受得住马上颠簸,硕大的形体在马上饮用极为不便。因此圆身环梁式鸡冠壶已不适合于马上携带,而比较适合于定居生活使用,即使用于游牧,也只能是车载供定居时使用。
   提梁式鸡冠壶在辽代中叶以后增高的趋势,似乎和契丹族生活方式的演变有关。契丹早期的游牧生活在帐庐内一般是席地而坐,不使用桌椅等木制家具,所以早期的鸡冠壶形体矮扁,席地而坐时取用十分方便。到了辽代中叶以后,中原和西域的木制家具开始在契丹族中广泛流行,在辽墓的壁画和随葬晶中可见到许多桌椅和胡床的形象或实物[17]。在喀喇沁旗上烧锅等地辽墓中出土的桌子较矮,而椅子较高,高度相差约30厘米。而胡床则是单独使用,由于人坐在相对较高的位置,而放置在地表或矮桌上的容28相对也要增高一些,以便于取用。提梁式鸡冠壶和风首瓶、牛腿瓶类的高体容器配套使用,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加高的。
   提粱式鸡冠壶虽然逐渐向注壶演变,却始终没有被中原式注壶替代,是契丹族仍然保持着游牧民族生活习惯的重要例证。契丹族的生活方式一直以“马逐水草,人仰湩酪”[18]为主,饮料主要是鲜奶,提梁式鸡冠壶容积较大,比较适合于大碗饮用;而中原式注壶则是为饮茶或饮酒所设计的,容积相对较小,适合于小型碗、杯类容器饮用。中原式的饮茶和饮酒方式虽然传入契丹,但是契丹将鲜奶作为饮料的习俗并没有改变,两种生活方式并存。在辽墓中提梁式鸡冠壶和大碗,中原式注壶和盏托、杯、碗等共存的现象,便表明契丹人在吸收外来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保持了游牧民族的传统习惯。
三 鸡冠壶形制演变中的文化融合现象
   鸡冠壶从出现到消失大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从质料上由过去单—?的皮制转变为瓷、木、银等多种材质,造型也由扁体单孔式变为扁体双孔式和矮身提梁式,再变成圆身环梁式。从鸡冠壶的这种演变趋势中,我们不难看出各民族文化交互影响,尤其是汉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汉文化是导致鸡冠壶演变的重要动力。 
鸡冠壶在唐时传入中原,并且被汉文化所吸收。唐代的邢窑和巩县窑开始按皮制鸡冠壶的形状烧制瓷器,同时一些银的仿制品也开始出现。尽管中原仿制的鸡冠壶对皮页、缝线等都仿制得维妙维肖,但是还是按照中原的文化传统对鸡冠壶进行了改进。扬州唐城和何家村出土的提梁式鸡冠壶底部均加有中原式瓷质和金银质容器圈足;西安唐墓和邢窑出土的鸡冠壶由于仅见上部,下部残缺,未敢定论,但加有圈足是可能的。鸡冠壶通过加装圈足,增加了稳定性,其功能基本上和注壶相似,因而很容易被汉族所接受。
   扁身单孔鸡冠壶在唐代共出土两件。一件出土于西安唐墓,为白瓷制品,可能为邢窑或者巩县窑产品。另一件出土于松山区城子乡银器窑藏,属于中原制作的输入晶。由于扁身单孔式鸡冠壶在唐朝中原地区仍然为马上使用,所以其形状和皮制品相比没有变化,只是在银壶的外表装饰上采用中原式的手法,以瑞鹿、玲珑石、卷草等花纹图案饰满壶身。它同在何家村出土的扁体提梁式银壶上的舞马衔杯图案一起,成为带有浓厚草原游牧风格的中原工艺品。
   辽朝建立陶瓷业之后烧制的鸡冠壶,基本上延续了唐代的传统。提梁式壶壶底均加有圈足,单孔式有一部分加有圈足,但是相当一部分则直接制成皮制品的凹底式。因此辽代早期的单孔式鸡冠壶从形制上讲更加契丹化一些。辽代早期鸡冠壶的装饰风格大多直接仿制皮革制品的皮页和缝线,不见中原式的三角几何、双钩、斜线和花9十纹,表明辽代制瓷业所制作的鸡冠壶,除引进中原瓷器这一工艺外,更多地注重了民族特色。辽代中叶以后,鸡冠壶的器形吸收了许多汉文化的因素,其中受影响最为强烈的当属于定居使用的提梁式系列,壶体开始由扁体矮身向高体圆身发展,提梁由桥形演变成注壶式的大环梁。圈足、大环梁和圆身这些中原式容器的特征几乎都被鸡冠壶所吸收,形成了具有强烈中原特色的新型产品。鸡冠壶的装饰风格在辽代中叶以后有了较大改变。皮页和缝线装饰已不多见。主要装饰代之以中原式的牡丹、卷草等图案;壶体上部还增加了龙、猴、人物等中原式贴塑;色彩上除白瓷以外,还增加了绿、黄、酱、茶末绿等颜色,在鸡冠壶的装饰美化上,中原陶瓷装饰手法几乎都有应用,从而使鸡冠壶无论从造型、还是装饰手法上都更具有中原文化色彩。
   扁体单孔式鸡冠壶的皮制原型可能没有圈足。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壶体在马上悬挂,不需要长时间接触地面,另一方面由于皮革质地较软,支撑力差,不适合用以制作圈足,所以早期的壶底多为凹形。哲里木盟呼斯淖契丹墓、西安唐墓、松山区城子乡窖藏的鸡冠壶均没有圈足。辽代初期制造的鸡冠壶,由于受中原瓷器影响,和凹底式并存,有少量的有圈足,在辽驸马墓中出土的鸡冠壶便两种壶底并存[19]。但是由于圈足式不适于马上携带,所以在由扁体单孔式向扁体双孔式演变过程中,圈足逐渐消失,说明文化的影响深度最终往往取决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度。尽管鸡冠壶在演变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中原式装饰纹饰,但是却仍然保持了扁体壶形,以适应马上生活。而提粱式鸡冠壶的演变则恰好相反,早期的壶体呈扁体,而越到晚期则越接近中原式注壶,其原因正是由于属于定居时使用,比较容易受到中原定居生活使用的同一类容器的影响。
四、鸡冠的定名
   鸡冠壶这一名称最早是李文信先生根据扁体单孔式壶首有一中间起脊的鸡冠形耳而命名的,后来将各种变体,包括提梁式壶在内,也均以此命名,并逐渐被学术界所公认,但是随着考古发现和对鸡冠壶类型及功能研究的深入,已有学者对鸡冠壶之命名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中原地区的学者习惯按其仿制原型和器形特点称为皮囊壶和马镫壶[20]。由于学术界现在多趋向于将扁体有孔式和提梁式鸡冠壶区别成两大系列,对于这两种渊源不同、功能不同、形状不同的容器分别以新的更加科学的命名实属必要。属于马上携带系列的扁体式鸡冠壶,其祖型特征的确带有鸡冠形耳,中晚期虽然出现了许多变体,但大多保持了鸡冠壶的特征,其最晚阶段虽然由单耳变为双耳、耳形变为扁方形,但是仍然没有脱离祖型的范畴。这种系列的鸡冠壶专用于马上携带,辽代文献称呼其为马盂[21]。将扁体有孔式鸡冠壶还其本名是完全符合考古学命名原则的,同时又避免了因鸡冠壶体变化所导致的形名不符的弊端。笔者原将提梁式鸡冠壶也归于扁体单孔式鸡冠壶系列,曾提议将提梁式系列也称为马盂。但是基于以上对提梁式鸡冠壶功能的分析,提梁式壶属于定居时使用的容器,称其皮囊壶、鸡冠壶和马盂都不合适。称为皮囊壶只能代表皮制品的范畴,而不能代表瓷制品,而称为仿皮囊壶,又容易和有孔式鸡冠壶的祖型相混淆。在目前尚没有考证出提梁式壶古代名称的前提下,还是按这种壶体的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来命名较为适宜。本式壶最具典型性的部位主要在壶体的上部提粱,所以日本学者按提梁形似马镫而取名为马镫壶。这种命名基本上代表了提粱式壶早晚期的各种变化,而且名称本身又和游牧民族生活有所关连,因此,我个人倾向于将提梁式壶从鸡冠壶中单分出来,命名为马镫壶,以示和马盂为两种不同用途、不同渊源的容器。
注 释 
[1]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
[2]中国社科院古考古所等:《江苏扬州市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 1994年5期.
[3]《江苏南通市发现辽瓷皮囊壶9,《文物》1974年2期。
[4]李知宴;《唐代瓷窑概况与唐瓷的分期),《文物》1972年3期:另见西安市钟楼《历史文物陈列》
[5]陕西省博物馆等:《西安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1期。
[6]河北省临墟邢瓷研制小组:《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9期.
[7]项参松:《赤峰发现的契丹鎏金银器》,《文物》1958年2期.
[8]李宇峰:《辽代鸡冠壶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 1989年1期.
[9]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汗传》下:内蒙古博物馆编,《内蒙古民族文物》,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IO]白鸟库吉:《蒙古地志》o
[11] [12]《日唐书?契丹传》;《日唐书?奚传》.
[13]同[1]。
[14]梁椒琴,《辽瓷的类型与分期》,《北方文物》 1994年3期,李宇峰,《辽代鸡冠壶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 1989年1期.
[15]同[17]。
[16]同[2]。
[17]项春松:《上烧锅辽墓群》,《内蒙古文物考古》198Z年2期,哲里木盟博物馆等:《库伦旗五、六号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2年2期.
[18]《辽史 食货志》.
[19]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于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
[20]同[3]
[21]王马希、张松柏:《马盂考》,《松州学刊》,1987年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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